[轉載]競爭力 - 南方朔

競爭力

反映不同社會價值

又屆「五一」勞動節，在過去的一年裡，台灣的勞工活得非常悽慘，估計到了四月底，失業率將會超過四％。台灣的失業率計算方式並不嚴格，許多失業都被排除在外，因此若將這些也加進來，台灣當前的失業問題應當可算極為嚴重。


台灣失業日趨嚴重，主因仍在於經濟情勢的持續惡化。在過去一年裡，公司解散及撤銷家數平均每月增加一、一六九家，工廠歇業家數則平均每月增加一六九家，而新設公司家數則每月減少四八○家。而在民間投資成長率方面，則平均每季減少五‧八一％，政府的營業稅則平均每月短收三十二億二千五百萬元。於是，最近這段期間，台灣最流行的就是「競爭力」這個詞。指責新政府無能的，說是新政府的癱瘓無效率造成了台灣「競爭力」的衰退；而找不到工作的人，則怪自己缺乏「競爭力」；勉強保住飯碗的人，則宣稱在這個隨時可能失業的時刻，每個人最好的存活方式即是提高「競爭力」。
近年來，全世界鼓吹「競爭力」最狂熱的是美國，而回應得最狂熱的則可能是台灣，多年前「世界經濟論壇」每年公布「競爭力報告」，我們總是為排名在前，欣喜莫名。而近年來的「競爭力」排名，台灣卻開始持續滑落，於是我們遂為之惶惶不安，儼然得了「競爭力憂鬱症」。最近這段期間，經濟持續惡化，而失業率節節攀高，於是，人們無論在談公共性質的財經問題，或個人性質的失業問題，更加的把「競爭力」掛在嘴上。
看著台灣無論政府或人民天天把「競爭力」掛在嘴上，就不由得想到當今兩位重要政治經濟學家赫斯特（Paul Hirst）及湯普遜（Grahame Thompson）在再版新著《質疑全球化》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裡的兩段話：
「對競爭力的強調，目前簡直已籠罩了所有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所有面向。公司和國家喜歡用它，不管它們的活動與國際貿易的商品部門是否有關，也不管這些貨物是個人生產或集體生產，反正所有的一切，都一古腦地套進競爭力的論述中就是了。而不僅如此而已，諸如公司的經營策略或政府的公共政策，也都從國際挑戰的角度來因應配合。除此之外，個人也愈來愈被要求，他們的生活行為必須變得更有競爭力，意味著個人必須像企業一樣的要有彈性、創新能力、企業精神等。有關競爭力的論述與全球化這種觀念和現實緊密相關：全球市場強化了競爭，因此，人們除了配合它之外，別無選擇。」
「有關當今國際競爭力的論爭裡，一項重要的發展，乃是有些民間組織開始進入資訊蒐集和供應這個領域，最典型的乃是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它根據八十種不同的量標來設定國際競爭力的指數。而很顯然的，它的方法與結果有許多大可懷疑，但新聞記者和政客們反正祇看新聞標題，根本無人理會它那種方法論的侷限性。該機構的這種作法，最大的作用，即是讓競爭力這個概念進入經濟討論裡，成了中心。而這種搞法的麻煩，乃是它的排名，主要是調查業者的意見。會將人們的主觀好惡放大，卻將真正的經濟條件忽略。」
由上述這兩段引述，台灣無論什麼，都喜歡套上「競爭力」這個帽子，甚至得了「競爭力憂鬱症」，其實一點也不讓人覺得意外。目前是個「競爭力」的時代，它是將經濟上的成王敗寇標準「競爭力」無限上綱化的時刻，無論國家、公司或個人，其成功是有「競爭力」，而失敗則在於缺乏「競爭力」。當「競爭力」成了唯一的標準，在這個經濟惡化，失業嚴重的時刻，人們哪能不談「競爭力」即為之色變？
但對於「競爭力」這個當今最紅，而且幾乎成了「魔咒」的新名詞，赫斯特與湯普遜兩位教授卻提醒人們必須注意。目前在倫敦大學柏貝克學院任教，在近代政治經濟學上有過極多原創貢獻的赫斯特教授指出，近年來以美國為主，有些人在鼓吹「全球化」。有關「全球化」這個概念，有許多不同的定義與內涵，其中以「強全球化」（Strong Globalization）最為重要，它宣稱當全球變成單一的市場，一切由「市場力」操作，國家的干預和調控靠邊站，則一個「全球市場烏托邦」即會出現。在這種「強全球化論述」裡，許多次級論述也告一一出現。例如「民族國家凋謝論」、「政府調控必錯論」皆屬之。因此，他和英國開放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湯普遜在《質疑全球化》中如此說道：
「強全球化論，其主要目的乃是要為解除政策決定者的武裝而服務的，也企圖破壞每個國家在經濟管理上的策略思考。」
《質疑全球化》一書，乃是嚴格的政治經濟學學術著作。它直接挑戰「全球化」和「競爭力」這兩個概念。
在挑戰「全球化」部分，該書指出，自由貿易乃是中古後期即出現的事實，它的範圍擴大，因此今天的國際貿易與以往並無本質上的不同。而在各國的貿易與「直接對外投資」（FDI）活動方面，縱使到了今日，主體仍不外是歐、日、美三個要角而已，它們即是所謂的「三合幫」（Triad），以一九九○年代的上半為例，這個「三合幫」即占了直接對外投資的六十％，國際貿易的六十六％，全球GNP的七十五％。若以一九九三年為計，國際貿易在這個「三合幫」裡，平均祇不過占了GDP的十到十一％而已。而且絕大多數都發生在它們的彼此之間。因此，將祇占GDP十一％的經濟活動，誇大為「全球化」，所謂的「全球化」豈非太過勉強？包括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魯曼（Paul Krugman）在內，也都認為，儘管並不反對「全球化」，但人們在使用這個名詞，甚至面對「全球化論述」時都必須格外慎重，將其實像與虛像部分有所澄清。《質疑全球化》一書認為其虛像大過實像，原因是：
(一) 當今高度國際化的經濟活動並非多麼的史無前例，而是一八六○年代現代科技進步後的擴大。從某些角度而言，當今的全球開放程度，甚至還比不上一八七○至一九一四年這半個世紀。
(二) 當今世界上所謂的真正跨國企業仍極稀少，許多人們認為的跨國企業仍然祇不過是國家企業，以強化其原有國家的公司資產、生產與銷售為目標。「全球化」因而祇不過是某種國家主義的延長而已。
(三) 當今的資本流動並未造成發達國家將投資與就業，大量的向開發中國家移動。直接對外投資的絕大多數都在歐美日內部流動。除了極少新興工業國家外，絕大多數開發中國家都和所謂的全球化毫無關係。而這種趨勢在可見的未來將不會有任何改變。
(四) 所謂的「全球化市場」不受調控之說，純屬虛妄。當今全球經濟混亂，主因在於強國的利益衝突以及菁英階層纏訟未定所致。未來的全球將會更加需要各民族國家來進行調控，始有可能讓國際化有進一步的開展。
因此，「全球化」有著實像與虛像的部分，整個概念都被明顯的誇大和意識型態工具化。而做為「全球化論述」一環的「競爭力」也同樣的可疑。
《質疑全球化》書中指出，在冷戰時代，全球貿易與投資，基本上都在歐美日三者以及少數新興工業國家間進行，儘管在理論上，人們會用「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等說辭來替「競爭力」做定義，但這些定義其實都並不那麼嚴格。例如，所謂的「競爭力」，通常被歸納為兩個概念，一是「銷售的能力」（Ability to sell），另一是「地點吸引力」（Locational Attractioness），但這兩者之間，其實有著許多尚待釐清的複雜問題。例如，中國大陸對許多國家的投資者可能並無「地點吸引力」，但對華人則因語言和文化相同，而成了最有「地點吸引力」的地方。當人類經濟活動變得更加複雜，所謂的「競爭力」之模糊性也就更增。再例如，在涉及解決「競爭力」問題的模式時，各不同國家即有不同模式。例如美國以「官∣商」做為主軸，歐洲以「商∣工會」做為主軸等。在以提高「競爭力」為訴求時，最不可取的是美國模式，它經常以此做為理由而壓低工資及縮減福利。而一九八○年代英國經濟不振，「競爭力」衰退時也有簡單的方法，那就是讓貨幣貶值。
有關「競爭力」的虛像問題極多，不容一一舉述。不過，赫斯特與湯普遜教授在書中倒是提出了另外一個重要的論點：
「以歐美日為例，涉及國際貿易競爭的祇占GDP的十一％，因此為了顧及經濟成長與生活標準，是否整個討論都要被這十一％所誘導並錯置？……這意味著當我們考慮競爭力時，應將其限於比較小的國際貿易部門。我們應抗拒將競爭力的觀點膨脹到其他經濟生活中。我們仍有一個龐大的「被庇護的部門」（Sheltered sector），特別是在福利支出及民營服務部門，它與競爭力無關，也無需有關。因此，用國際競爭力為理由來壓低工資及工作條件等乃是荒謬的。 ……『競爭力』這種語言遊戲不能用來合理化剝削。當然，非貿易部門也不能將成本門檻設得太高，而影響到出口商。」
因此，當今「競爭力」這組論述裡，有一大半乃是修辭學和語言遊戲，它被用來合理化某種價值與作為。例如，失業者認為自己失業是「競爭力」不足，政府與商人以「競爭力」為理由而降薪等即屬之。不同的國家在面對經濟惡化，即「競爭力」衰退時，有許多不同模式。歐洲堅持它以「社會團結」為目標的價值，會在福利、保險等社會安全問題上尋找著力點，而美國則傾向於裁員減薪等手段。不同的模式反映出不同的價值，台灣是後一模式。
從這樣的角度看，「五一」勞動節，台灣勞工上街頭，其實是很有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