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中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平作为惟一一名中国经济学家，受邀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美欧高层经济学家会议。会议主题是“后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与国际安全”，研讨美元动摇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办法。
近日，早报记者专访陈平，谈及国际金融危机前景和中国应对之策等议题。
1962年毕业于上海格致中学五年制试验班，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1982年起师从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与耗散结构理论奠基人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教授，研究非平衡物理学和非线性动力学及其在复杂系统包括生命、社会和经济系统中的应用，并于1987年获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物理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包括复杂科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文化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动力学。
西方救市三阶段：
弗里德曼解决不了问题
东方早报：西方救市的对策走向如何？
陈平：从历来美国的政策经验出发，我预料西方的救市对策可能经过下述三阶段：
第一步，首先是目前采用的货币政策，大幅向银行市场注资，防止银行挤兑，企图恢复股市信心。但由于政府不敢让房地产泡沫破灭，也不敢彻底改革昂贵的福利与医疗体系，而且昂贵的劳工使欧美投资无法与东亚竞争，所以市场仍然缺乏投资与增长的动力，经济持续低迷。
第二步，在货币政策不能推动经济增长时，美欧政府会推动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工程，如修路、修桥等（编者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动用财政政策的声音已此起彼伏）。如还不奏效，美国很可能会重开军备，甚至发动中等规模战争，例如攻打巴基斯坦边界的塔利班武装等。但欧盟是否合作，难以预料。
第三步，假如财政政策也不奏效，西方陷入深度危机，美欧才会真正反思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秩序，重新考虑大萧条的教训。他们早晚会意识到弗里德曼（编者注：米尔顿·弗里德曼，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由于创立货币主义理论，提出永久性收入假说，而获得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关于放松银根能避免萧条的观点是远不足以解决问题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金德博尔格的大萧条理论对当今危机更有意义，也即国际金融的核心是国际政治。
大萧条的起因在一次大战后，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瓦解，但美国不愿接替。这导致当时的美英法三强互不合作，使全球金融体系瓦解。要真正挽救目前的全球化，必须重构雅尔塔体系【编者注：雅尔塔体系是对1945年-1991年间国际政治格局的称呼，得名于1945年初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雅尔塔（今属乌克兰）举行的国际会议。其特点是：以美国和苏联两极为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争夺霸权的冷战。随着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该体系最终瓦解】，建立美欧中合作基础上的新全球化体系。
我们可以说，目前美国发生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是冷战后最大的国际变局，也是中国百年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难学西方国家
刺激消费提高国际竞争力
东方早报：中国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何在，拉动内需是否可行？
陈平：国内不少学者同时羡慕西欧福利政策和美国刺激房地产、汽车的内需政策，企图要中国的发展战略照抄西方模式，而不顾中国人多地少、技术落后的实际国情。近年来大肆鼓吹中国内需不足，其论据值得分析。
历史上只有西方强权可以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的同时，扩大内需来熨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从来没有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刺激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先例。英国原始积累的圈地运动和美国开发西部（大规模没收印第安土著居民的土地分给白人移民）, 目的都在扩大出口，而非拉动内需。中国耕地有限人口众多，除了黑龙江以外，不可能靠土地私有化搞欧美式大农场的规模经营，至今城市吸收的农民工以不稳定的季节工为主，农民工赚的短期收入主要用于结婚盖房、子女教育和老人治病，没有更多的消费潜力。
二次大战后，日本、德国和“亚洲小龙”的经济起飞，得益于美国的朝鲜战争、柏林危机和越南战争，美军在当地的大量后勤物资采购，刺激了它们的经济复苏和繁荣。中国目前的出口产品，销售渠道主要控制在沃尔玛等跨国公司手中，中国产品获得的收益只占美国零售价的2%到5%。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销售网的民族企业，包括宝钢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产品出口或原材料采购的定价权。
中国的民间储蓄很大比例是企业储蓄，因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技术改造主要靠企业的自身积累，遇到市场波动和汇率风险，就有破产风险。用劳动法等方式强迫中小企业提高个人工资与福利，或推高房价，提高劳动力成本，只能压缩竞争性企业的生存空间。因此，不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竞争格局，不首先提升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企图用市场或法律手段刺激内需，用西方式的立法手段来提高最低工资和劳动力保护强度，只会导致大批出口加工企业转移至海外，加剧国内的就业危机和企业生存危机，缩小而非改善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国内有人主张用服务业来取代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他们都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服务业：传统的餐饮、旅馆等依附型的家政服务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等创新型的信息服务业。前者的发展依赖制造业创造的剩余。即使收入远比中国高的前东德，工业不景气也导致服务业的萧条。南亚国家的乞丐满街都是。大观园中的传统“仆人服务业”难道能推动经济增长？人口稀少的海岛国家旅游业创造的就业远非中国的制造业可比。
相反，创造型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依赖政府与社会大规模的投入。中国目前的高校几乎没有创造能力，多为西方理论的传销商，根源在于政府教育支出不足支付教职工的基本工资，逼得各大学靠扩招、卖文凭来变相牟利，无法从事长期实质性的创造性研究。以美国底特律的房价而论，美国汽车工业繁荣时地价高涨，服务业随之繁荣，一旦油价高涨，美国生产耗能汽车的三大汽车公司陷入困境，大规模裁员，房地产随之大跌。除非能开发出新的产业生长点，政府发放短期失业救济能够拉动持续内需？政府维持房价能帮助企业转型？
要大幅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难以用西方的刺激消费方法“拉动内需”，美国今日的金融危机，就是长期低利率鼓励房贷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是，在面临国际经济不景气时，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推动内建”，包括整治耗水耗能的基础设施，补贴环保技术的推广应用，城市发展地铁轻轨等公共交通，来替代堵塞交通和污染环境的私人汽车，建设公共卫生与食品监管系统，降低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在中小城市建设和新兴产业相结合的、研究性大学与职业再教育相结合的创新体系，这样才有可能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奠定改善人民福利的深层基础。
中国企业出海战略
应以产业技术政策主导
东方早报：国际经济秩序调整的关键何在？
陈平：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几乎一面倒地指责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源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美国金融危机让世人看到美国金融监管问题和军备扩张是美国危机的主因，但是国内不少经济学家仍然争论不已，有的继续主张中国要让人民币升值，有的坚持中国必须继续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似乎如此可以维持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他们不明白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跨国投行垄断市场，恶性竞争的结果，中国被迫持有巨额美国国债，是美国霸权要求中国政府单边开放资产市场的结果。要建立可持续的国际金融秩序，必须打破跨国金融机构的垄断竞争，尤其美国必须开放资产市场，才能建立中美的长期互信和汇率稳定。变美国独大为美欧中合作，才有稳定发展的全球化。
一些学者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而非历史现实中学来的汇率理论——相信汇率的市场均衡说，把中美贸易的大幅顺差，归结为中国的汇率过低，主张人民币大幅升值，客观上将牺牲国内的经济发展，屈从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他们不明白，小国无法主导国际地理政治，只能屈从大国的“均衡”压力；而大国间的汇率，完全是战略博弈的结果。否则无法解释，为何当年英国与如今美国霸权的顶峰，实行的都是和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只在过度扩张国力衰落后，才不得已退却为浮动汇率。美国的持续贸易赤字，是美国军事过度扩张的结果。
他们应当问一下，比美国缺乏金融强权的次强经济，如何可能比美国霸主更能操纵汇率？技术不比美国先进的日、德等国，尽管在美国的压力下汇率数次升值，为何仍然有持续的贸易顺差？
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终于使美国上下获得一致的结论：美国的金融危机来自美国内部的错误政策，包括金融监管、过度消费和过度扩张，而非中国的贸易顺差或汇率扭曲。这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东方早报：中国在应对世界经济下滑过程中，哪些方面具有优势和机会？
陈平：首先，我认为，价廉物美的“中国货”有穿透西方贸易壁垒的竞争力。
中国不少经济学者误以为西方经济下降必然减少中国的出口市场，其实总量可能下降，但产品穿透力反而可能增强，例如廉价省能的汽车和家用电器。西方的自由化政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公共设施衰落、企业竞争能力下降。但是西方的议会政治，又使政治家争相许诺维持已有的生活水平，拖延必不可少的结构调整。人民越穷越买便宜的进口货，进口越多失业或借债越多，造成产品和资本都依赖中国的循环。这和中国富了才买西方进口货的行为正相反。假如西方搞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暂时阻止少数夕阳企业的倒闭，但会导致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并危害贸易商的利益。所以西方保护主义只是和中国打贸易战的工具，无法全面实行。除非放弃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换言之，中国企业即使在美国经济萧条时也有扩展出口的商机。日本和韩国的汽车、电子产业就是成功的先例。
其次，中国企业应该加紧收购西方金融和营销网络，同时还要兼并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
美国国会通过的7000亿美元的拯救计划，只是挽救市场信心，难以拯救大型金融机构。如不把美国资产大规模向国外出售，无论是加税还是利率升高，都会把美国经济推入进一步的萧条。用战争刺激经济的办法，例如动武，只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让已经处于破产边沿的三大汽车公司加速瓦解。当年是IBM主动请联想收购其个人电脑业务，但美欧难以让中东产油国来大规模购买资产。在危机加深之际，美欧政府和金融界早晚会请求中国帮忙注资。
问题是中国买什么？开什么条件？
中国企业和领导人这次必须清醒，美国真正值钱的不是房地产、国债、黄金或过时设备。日本1980年代巨资购买美国的明星地产吃了大亏。美国最有价值的是其商业网络，例如三大汽车公司和连锁店的营销网，其次是美国的金融与信息网络，包括美国的老牌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信息出版巨头。
西方创新的源头在中小企业，创新成功则多数为垄断企业所兼并。平时兼并掌握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危机时兼并掌握大量专利技术的大企业，历来是西方企业兼并的基本经验。战略收购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的金融决策，不能以财务指标主导，而必须以产业的技术政策主导。这是中国金融业目前远不如西方同行的地方。中国必须要从体制上大力调整金融机构，才能推行技术竞争战略而非资产保值战略。
预防全球金融危机
取决美中欧能否长期合作
东方早报：此次国际金融峰会后，美元的地位会动摇吗？
陈平：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是二次大战后雅尔塔会议美、英、苏三强瓜分势力范围的结果。近年欧元的产生动摇了美元的霸主地位。
历来国际资本流向有两种相反的机制：一是流向回报最高的地区，目前是中国和东亚国家，二是流向最安全的地区，以前是美国和瑞士，“9·11”之后，大批资本流出美国，造成欧元强势。美国打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间接制衡了欧元，导致欧美离心力日增。假如没有中东、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美国要挽回美元颓势，就得打击人民币强势，最便宜的方法是支持“台独”，制造两岸紧张局势，迫使沿海加工企业倒闭或出走。所以台湾问题不解决，人民币就不可能成为可兑换的世界货币，中国政府也就没有利益机制，去分担美国欧洲维持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安全的财务负担。
要长远建立可持续的金融全球化，美欧中必须达成一揽子的安全与金融协议，构造新的国际安全体系，维持美元、欧元、亚元（或人民币加日元）之间的稳定汇率，建立国际反垄断法，才有可能继续维持目前美国主导地位，但必须是中欧参与的全球化金融监管体系。目前美国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讨论重大的外交与金融格局的改变。中国必须事先成竹在胸，避免就事论事，才能一举缔造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格局。
我认为，最近两件事应当引起国内领导人注意：
一是美国纽约时报今年1月27日发表了题为“告别霸权”的长篇文章，摘要介绍了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美国战略与全球治理项目主任卡南（Parag Khanna）的新书《第二世界：新全球秩序中的帝国们及其影响》，该书一反此前美国支持日本、印度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制衡中国的主张，明言当今世界有影响力的只有三大“帝国”：美国、欧盟与中国。三方又合作又竞争的主战场在第二世界，包括俄罗斯、印度、巴西、土耳其、伊朗等国家。
新美国基金会是谷歌总裁等新技术领导人发起的、跨越两党的新思维智库，主张大幅调整美国冷战以来的思维与国际战略。此书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可与福山《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相比。
二是今年6月中旬，我受邀出席巴黎举行的美欧高层经济学家会议。会议主题是“后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与国际安全”，研讨美元动摇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办法。西方经济学家不断问我同一个问题：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究竟能持续多久？我的回答是，应该问一个相反的问题：目前的美国模式和西欧模式还能维持多久？正是他们的否定回答给与会者如下启示：只有美、中建立国际安全与金融体系的长期互信安排，才能维持美、中、欧的相对稳定汇率，继续目前美国主导，但欧中积极参与的全球化。
当时，我指出，中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等于补贴美国的过度消费，对美国和中国都是不可持续的赔钱买卖。但是中国与美国相互投资企业和市政建设，不但经济上是互利的，国际安全上也是建立互信的前提。最终与会者一致认为能否预防全球金融危机，取决于美国、中国和欧洲这三方能否长期合作互信。
许多中国人担心中国在金融上的开放竞争，正如不少中国人担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事实证明如今是西方而非中国，更怕平等的开放竞争。中国应对自己的金融企业竞争力保持信心，正如我们对中国的制造业极有信心一样。
西方金融危机的
六个深层次原因
东方早报：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的经济学家观察的结果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集中在次贷的信用评级和监管不严，外贸赤字与财政赤字过大等方面，有其他深层的原因吗？
陈平：应当指出，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对策。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的经济学家的观察，多数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即华盛顿共识的限制，只注意到问题的表面。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本次西方以致全球的金融危机，揭露出1980年代以来，所谓英国撒切尔夫人与美国里根总统发动的市场化革命，导致西方社会的深层危机。
我认为西方金融危机存在六个深层次原因：
第一，美国军备过度扩张，欧盟东扩的财政负担，加上老龄化使福利社会不堪重负，东亚、中国崛起必将引发世界格局重新调整。
美国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同时进行扩张军备和维持福利社会，造成美国持续外贸财政双赤字。里根1980年代上台后又采取自相矛盾的经济政策：一面大幅给富人减税，同时又搞“星球大战”的军备竞赛。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里根政府不惜大举借债，造成强势美元，迫使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首先转移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当美国压迫日本和东亚货币升值以缩小贸易逆差时，又迫使这些制造业从“亚洲四小龙”向中国大陆沿海转移。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好抓住了“里根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机遇。小布什总统继承里根的经济政策，一方面继续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一方面继续给富人减税，搞赤字财政，使美国的公共债务上升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应当指出，欧洲的负担比美国更重。与美国近30年来的减税政策相反，欧盟为了维护欧元和欧盟东扩，不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联邦德国1990年实施两德货币统一的休克疗法，摧毁了民主德国的国有企业，导致巨大的财政转移支付，不得不放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导致整个欧盟经济增长的疲软。欧盟东扩的目标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导致与俄罗斯的冲突日益加剧。同时欧洲社会老龄化与日益严重的移民问题又使西欧的福利社会面临比美国更难以持续的经济困局。
第二，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美国从债权国转为债务国。
尼克松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继续依靠金融和军事霸权维护美元强势，让外国政府购买低利率的美国国债，补贴美国的过度消费和军事扩张。但美元贬值和次贷危机动摇了美国国债的信用，除非美国不断出售资产，否则无法靠出售国债维持美元信用。但是美国的冷战思维，允许欧日盟国收购美国企业和资产，但只许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等于变相补贴美国的过度消费与军事扩张。美国反而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和不公平贸易，实为颠倒是非。
第三，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金融期权理论的内生不稳定性。
期货与期权的产生，按照均衡理论应当降低和对冲市场风险，实际却是利用杠杆效应，放大与集中风险。我们发现期权理论依据的“布莱克－苏尔茨模型”本身是随时间爆炸，也即内生不稳定的，按计算机公式定价必然导致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崩盘。美国今天面临的金融危机，根源在里根1980年代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衍生工具完全被置于政府监管之外。
目前虚拟金融市场的规模为实体经济的10倍。金融衍生工具被美国股神巴菲特称为“金融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比长期资本公司破产还严重的衍生市场崩溃，将导致西方社会的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大洗牌，超出任何政府可以救市的范围和规模。
第四，美国金融监管鼓励的金融兼并加剧了市场波动的幅度。
美国的产权理论为取消反垄断法辩护的最大恶果，加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按照大数原理，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假如从100家减少到1家，宏观波动的幅度将增加10倍。因为多数竞争者的“涨跌”将使风险互相抵消，而独家垄断将大大集中风险。这次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与次贷有关的损失为6600亿美元。处于破产边缘的美国国际集团为美国最大的保险企业，政府注资高达1228亿美元。至今美国政府不仅不拆散美国垄断投行与银行，还加大兼并力度，只会埋下更大危机。
第五，凯恩斯学派刺激消费和货币学派放松银根的短期经济政策，如目标是拖延结构调整，结果犹如鸦片，降息手段用得越多，则泡沫破灭的推迟只会加剧今后结构调整的困难。
为了获得选票，美国冷战结束后的历届政府都拒绝改革美国过时的高消费经济结构，拒绝适应美国经济衰落面临的国际调整。每次面临经济危机都用降低利率的方法来刺激国内消费而不降低房价， 同时利用美国的军事和金融霸权让其他国家为美国的错误政策买单。美国储蓄率从1980年代的10%降到如今的2%，甚至为零。其结果不但造成美元疲软，而且接连产生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终于导致今天全面的金融危机。
第六，货币主义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派在危机处理时的政策互相矛盾。我们尤其应当注意美国内外经济政策的矛盾不在理论，而在国际政治。在东亚金融危机和东欧转型萧条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要求受援国削减政府开支，提高利率，和关闭问题银行，以保护外国债主的利益，同时削弱美国竞争对手的实力。但美欧自己发生危机时的对策恰恰相反，还要求中东产油国与东亚国家买单。
中国政府如不注意西方经济学的自相矛盾，在西方国家的舆论压力下让人民币升值，或为西方的救市买单，将错过中国发展的历史机会。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